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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区域国别研究】胡莉:推动形成21世纪区域与国别

浏览次数:75 时间:2019-07-22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成功举办以“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以及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共百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本次研讨会共产生的60份学术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世界所有地区与重要国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经验,包括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属性、学科特征、研究意义、现实困境、发展前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诸多应用实例,以及与会者对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参会学者在历时两天的研讨会上探究了世界各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共同经验。学者们均强调外语尤其是非通用语种的重要性。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Manuelle Franck女士说,外语教育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都要保持外语教学并尽可能教授更多的语种。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Andrey A.Baykov也指出,曾经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种培训项目,主要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语言教学水平很高。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可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方式源于美国经验。美国在二战后发展区域研究时,分析了自19世纪以来欧洲开展的东方学研究,发现单纯从人文角度进行的研究不足以支撑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需要,因此在发展区域研究时摒弃了东方学的范式,引进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理论,搭建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型,对对象国进行类似于科学性的研究。这使得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时纷纷采取了人文与社科结合的方式。泰国法政大学副校长Kitti Prasirtsuk介绍了泰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况和特点,指出法政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起始于人文学科,目前仍以人文学科为主,但正在寻找研究范式的转型。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中,社会科学的方式无疑占据中心位置。总部设在伦敦的经济学人智库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Tom Rafferty展示了他们研究工作中的纯粹的社会科学方法。

  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纳入高等院校的学科建制推动发展,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通用做法。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院长Timothy Power介绍,在牛津大学,他所在的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隶属于社会科学部,研究院下设若干区域研究中心,都培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人文研究院教授Keiko Sakurai详细介绍了日本的伊斯兰研究机制。日本已经发展了十年的伊斯兰地区研究组织,包括5个主要的学术机构,它们分布在日本最重要的5所大学中,该组织则是这5所大学进行联动研究的协调机构。

  部分参会学者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脆弱性。牛津大学区域与全球研究院副院长Christopher Gerry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有时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许多顶级学术期刊并不会刊登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文章,这限制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很多学者也强调,尽管人文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方法被提倡,但在具体的案例中到底如何应用或平衡二者的关系,仍然十分棘手。此外,目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经验的研究方式,一些理论与研究范式已经不适合21世纪的新兴地区与国家。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项带有明显的“我者与他者”特征的学科,无论哪一个国家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都无法离开“我者与他者”这一预设在该研究中的基因,因此每个国家眼中的区域与国别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特征与气质。

  研究差异性首先体现在对“区域”与“区域研究”含义的不同理解。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Yoichi Mine在介绍“非亚梦想”研究时指出,定义一个区域有多种方法,取决于人们建构出一个区域的动机和构建方式。例如“东南亚地区”,诞生于东盟形成过程中,最初是作为一个带有特定政治目标的联盟,后来则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的地区共同体。Mine教授也提出自己的“非亚框架”区域概念,指出“非亚”的话语可以将非洲带到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和当代潮流中,有利于非洲愿景的实现。美国圣母大学教授Jason Ruiz在介绍美国研究的跨国转向时,指出美国研究的时空范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对美国本土特性的研究扩展到对整个美洲的研究,有时研究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美国。

  区域与国别研究受本国地理位置及与此关联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程度很高。每个国家最关注那些与本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与地区,与此同时关注有可能影响世界的国家、地区与事件。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院长Timothy Power指出,尽管美国与英国的拉美研究都是在古巴革命刺激下发展的,但英国的拉美研究相对比较弱,因为英国政府更偏爱英联邦国家,对美洲国家关注不够。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Dragana Mitrovic教授指出,近几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其政治与文化影响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亚洲研究中心的使命在于深入地了解亚洲国家的发展路径,探讨并总结其发展经验。很多国家的学者还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调整本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设置,设立中国研究中心,解读“一带一路”倡议。

  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发展机制也存在差异。目前一些国家建立了大学主导型的智库研究,其他部分国家建立了智库与大学分离但让二者进行有效交流的机制。每个国家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经费来源也不尽一致,政、商两界参与比例存在较多差异。

  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共同经验说明,当国家实力、区域地位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新一轮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会应运而生。历史上欧洲的东方学与20世纪美国的大规模区域研究,都是对不同时代的回应,也将各自的痕迹留在那个时代的世界。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发展,新区域、新经济体的成长以及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迅猛变化,以往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已经不足以应对21世纪的世界。

  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中国更加渴望了解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一带一路”正在从倡议转向实质化合作阶段,这使得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需要中国范式,目前也具备一些基础条件。

  中国形成自己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国家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徐永吉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强调,教育部非常重视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他指出,中国愿意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支撑;中国要取得更大的发展,需要高校人才关注与研究外部世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高校学科建设也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探索新的知识体系;中国还需要在交流中学习世界经验,在实践中摸索中国特色智库的发展道路。为此,2011年底,教育部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工作,在28所高校设立了42个培育基地,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从国家层面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充分阐释了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性,积极发挥髙校作用的必要性,并从制度上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给予保陣。2017年,教育部又对395家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进行了备案并给予政策、资金、人员等必要支持。这说明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将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形成自己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对地区与国别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巍介绍,在国内的美国研究领域,现存的美国研究中心共有几十个,美国研究人员也有五六百人,覆盖了大学、智库、政府机关等各种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指出,中国的拉美研究起步并不比美国晚,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负责发达地区研究,东北负责苏联等地研究,北京负责发展中国家研究。不过这样的布局性研究在六七十年代中断了,改革开放后又继续开始发展,积累了些许研究经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陈琪指出,区域和国别研究在中国一直存在,只不过那时的研究尚不在正规的学科建制之内。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蓬勃发展,相关知识的增长与理论的发展,都为今天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8年4月12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将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整合学术资源、调整学科布局的平台,为国家提供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指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承载着国家使命也承载着新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使命。研究院的成立,不仅聚合了北大和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资源,建立了联通国内外区域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机制,而且通过培养区域研究的专门人才,正在探索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中国范式。

  正如普京总统特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文明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Veniamin Popov在研讨会开幕式中的致辞中所说,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要求国家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中国的经验对世界,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宝贵。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向世界贡献中国视角的方案,而这需要中国形成自己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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